1979年12月3日，加拿大多伦多一家福利医院内，82岁的张国焘倒在病床旁。窗外寒风裹着雪花，病房里的暖气出了故障，直到清晨，医护人员才发现这位曾经叱咤一时的中共领导人已经离世。 这不是一个普通政治人物的晚年。几十年前，他曾在鄂豫皖、川陕苏区拥有相当影响力，也曾与毛泽东在党内路线问题上激烈争论。可到了生命尽头，他身边只剩下病痛、积雪，以及远在养老院、同样年迈的妻子杨子烈。 张国焘晚年的困顿，和他1938年的一次选择密切相连。 1938年4月，国共两党在陕西举行祭扫黄帝陵活动。张国焘作为中共方面代表参加仪式。活动结束后，他没有返回中共方面的住处，而是私下前往国民党代表蒋鼎文处，与对方谈了很久。 第二天，他借口办事离开，随后前往西安，又转赴武汉。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去劝说。两人见面时，周恩来仍希望他回到共产党一边，张国焘却已经下定决心。 周恩来问他为何执意要见蒋介石，张国焘只说：“就是想见见。” 这句话看似平淡，实际已经表明，他不愿再接受组织约束，而是准备另寻出路。周恩来曾当面表示：“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话说得很重，却也是挽留。 4月13日，张国焘在武昌见到蒋介石。此后，他借助军统方面的车辆离开武汉，并留下字条，表示自己已经决定移居别处。至此，他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事实上彻底中断。 蒋介石起初对这位中共重要人物颇为重视，给他安排办公室、住宅和车辆，也希望他能够提供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价值。但脱离了原有组织和根据地，张国焘并没有表现出国民党所期待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对叛逃者往往重视一时，却很少真正信任。张国焘后来逐渐被冷落，并未成为国民党阵营中的核心人物。1948年冬，他带着家人前往台湾，原以为那里可以成为新的落脚点，现实却没有给他多少体面。 台北住房紧张，许多要职人员尚且各自奔波，没人愿意专门替他安排住所。张国焘一家辗转多日，才租到房子。没过多久，住所又被征用，他只能离开台湾，前往香港。 香港并没有给他稳定的生活。靠写文章、办刊物，他曾短暂获得收入。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凭借过去接触军事工作的经历撰写战事分析，一度受到报刊欢迎，稿费也随之增加。 但这种收入并不牢靠。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读者兴趣下降，他的文章不再像初期那样抢手。与合作者发生分歧后，他又退出原来的刊物，家庭经济重新陷入紧张。 为了翻本，张国焘曾拿出积蓄购买黄金。行情上涨时，他以为机会来了，没想到朝鲜战争停战后金价下跌，原本约5000美元的资金，最后只剩下约2000美元。钱很快用完，妻子杨子烈只得外出工作。 杨子烈上下班舍不得花车钱，经常步行。一次买菜回家途中，她摔倒受伤，住院后又因手术问题留下残疾，无法继续工作。张国焘四处筹钱，家中债务越来越多，生活几乎到了难以维持的程度。 正是在这种处境下，他想起了中共中央。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张国焘通过关系向国内传话，希望能够为共产党做些事情，同时请求给予生活补助。毛泽东看到了有关简报，留下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意见：“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果能做到这点，可以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这句话的重点，不在“补助”二字，而在“割断关系”。当时中美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张国焘一方面试探中共中央，另一方面又同美国方面保持联系。对一个曾经担任重要职务、后来转投国民党的人来说，组织不可能只凭旧日资历恢复信任。 据相关资料记载，中方曾通过渠道劝他停止与美国人的合作，但张国焘没有真正作出切割。于是，这条回归之路最终没有走通。 此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回忆录上。美国方面对他的经历感兴趣，向他提供研究费用；他则整理自己在中共内部及革命战争时期的见闻，写成一部篇幅很大的回忆性著作。原稿交给美国方面，部分内容后来又在香港报刊连载。 回忆录给张国焘带来过一段收入，也使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舆论中。但文字收入终究有限，无法改变一家人漂泊的处境。1968年，他与杨子烈离开香港，先到美国，后转往加拿大多伦多，投奔子女。 在多伦多，张国焘夫妇曾住在儿子家中。儿子准备结婚后，住房条件又成了问题。为了不影响子女生活，两位老人搬进加拿大的养老机构。张国焘晚年信奉基督教，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后来中风，右侧肢体瘫痪。 杨子烈行动也越来越困难，只能偶尔前往医院探望。两位老人分居两处，见面次数越来越少。曾经的政治声望、党内地位和国民党给予的礼遇，都已经离他们很远。 1979年12月，张国焘在多伦多去世，12月5日下葬于当地公墓。墓碑上的名字，连接着中国革命早期一段复杂而尖锐的历史；而他生命最后的几年，却是在福利机构和病房中悄然度过的。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