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 授衔仪式正在进行。 台下站着几百个穿新式军服的人。军服是1955年式，肩章上缀着星徽，领口别着领花。礼堂里的灯很亮，把每一颗星都照得清清楚楚。 台上念名字，一个一个上去。 元帅十人。大将十人。上将五十七人。 念到上将名单的时候，队列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听起来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阎红彦。 他站在队列里，穿的是上将军服。肩章上三颗星。周围的人，有洪学智，有韩先楚，有刘震，有李天佑。这些人都是野战部队打出来的名将，兵团司令，战功赫赫，名字在军报上出现过很多次。 阎红彦站在他们中间，很安静。 四个月前，他还在成都。 成都军区是1955年4月成立的。成立的时候，阎红彦被任命为第一副政治委员。这个任命看起来平常，其实不平常。因为阎红彦当时的主要职务是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还兼着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他是一个地方干部，不是军队干部。 地方干部，一般不授衔。 这是1955年授衔的一条硬规矩。 已经转入地方工作、不再担任军队职务的干部，原则上不参与授衔。 这条规矩是有来头的。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带头放弃了原本评定的军衔。他们不要，别人也就不好争。规矩一旦立下来，大家都服气。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条规矩上。 总干部部在初拟名单的时候，对各个根据地的代表情况做了仔细核对。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各野战军，都有代表。唯独陕北红军那一栏，空的。 陕北红军，没有上将。 工作人员反复核对名单，确认没有遗漏。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陕北红军是红军五大主力之一。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正是这片黄土地上的队伍，给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个落脚点。 如果没有这个落脚点，后面的事都无从谈起。 但在这份名单上，陕北红军孕育出来的人，找不到一个。 名单送到毛泽东案头。 他翻到上将那一页，从上往下看。 红一的有。红二的有。红四的有。二野的有。三野的有。四野的有。 陕北呢？ 他的手指停在纸面上。 铅笔的笔尖触着最后一个名字的边缘。 他没有说话。 屋里的人等着他说话。有人不自觉地看了一眼旁边的人，又赶紧把目光收回去。茶杯里的茶凉了，没人起身去添。 毛泽东抬起头。 他问了一句话：陕北方面怎么没有代表？ 没有人接话。 不是不想接，是接不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太重了。 陕北红军的两位灵魂人物，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没有等到这一天。谢子长1935年2月牺牲。刘志丹1936年4月牺牲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这两个人如果活着，凭资历、凭贡献，至少是大将，大概率是元帅。 他们不在了，陕北红军的“天花板”就空了。 毛泽东的铅笔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 他说了一个名字。 阎红彦。 屋里的人愣了一下。 这个人，现在是四川省副省长，离开军队已经四年了。 阎红彦是陕西安定人。1909年出生。家里穷，只读过半年私塾。十五岁离家，投了军阀井岳秀的部队，当号兵。 号兵站在队伍最前面。吹号的时候，子弹先找的就是你。 他从号兵干起，后来当勤务兵，再后来接触到共产党的人，1925年入了党。 1927年10月，清涧起义爆发。这是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打响的武装反抗第一枪。比南昌起义晚了两个月，但在北方的黄土地上，这是头一回。 起义失败了。 队伍散了。有人牺牲，有人被捕。阎红彦没有跑。他钻进陕北的山沟里，一个一个找失散的战友，把丢掉的枪重新收拢起来。他在晋西做兵运，白天种地，晚上联络，慢慢把队伍又拉起来。 1931年春天，他和几个战友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这是山西第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他从副大队长干起，带着这支队伍西渡黄河，后来成了陕甘游击队的重要力量。 1934年，中央派他去苏联学习。他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 1935年4月，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他带密电码回国，尽快恢复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 密电码是用英文字母编排的。没有纸，没有本子，全靠记。 他白天背，晚上背，吃饭的时候嘴里念念有词，走路的时候用手指在裤腿上比划。一套密电码，硬是全部刻进了脑子里。 从苏联出发的时候，他装成一个商人。进了新疆，换了身份，骑骆驼，背上驮着毛毯和灯心绒，像个跑单帮的。从伊犁到迪化，从迪化到兰州，从兰州到宁夏，一路往东。 国民党的封锁线一道接一道。每过一个关卡，他都要拿出准备好的证件，跟哨兵聊几句生意上的闲话。骆驼的铃铛在戈壁滩上响了一个月又一个月。 到了北平，他四处打听消息。不知道中央红军在哪里，又去洛阳，去西安。 最后在西安听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他立刻往陕北赶。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窑堡，他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把带回来的密电码交到了党中央手里。 那年他二十六岁。 走了一万里路，背熟了一套天书一样的密码，把命交给了党。 1955年初，授衔名单进入最终审核阶段。 总干部部的工作人员核对完各根据地的代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