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命百岁”是我们对长辈最朴素、也最常说的祝福。如今，活到八九十岁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1]，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25岁，比2020年提高了1.32岁。 但活得更久，并不意味着能更健康地老去。 一项近期发表于《柳叶刀·公共卫生》[2]（The Lancet Public Health）的研究发现，在过去30年里， 全球人口确实越活越久，但“能健康地活着”的时间，没能跟上寿命延长的脚步 。结果就是，人们一生中被疾病和伤残拖累的时间，明显增加了。 这并不是个别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普遍现象，并且女性面临的情况尤为突出。 更长寿了，不健康的年份也更多了 这项研究分析了1990～2023年间全球204个国家和地区的疾病负担变化，时间跨度超过三十年。 在这三十多年里， 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从64.6岁提高到了73.8岁 ，等于多活了大约9年。 研究还统计了一个叫“ 健康预期寿命 ”（HALE）的指标。与衡量“能活多久”的预期寿命不同，健康预期寿命衡量的是“能健康地活多久”。简单来说，就是把生病、伤残的时间扣掉之后，折算成完全健康的年份。研究数据显示， 健康预期寿命在这三十多年里也从55.9岁提高到了63.1岁 。 这看上去似乎是令人振奋的消息，但只要稍加计算便会发现，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值，也就是 “不健康地活着的时间”，其实从过去的8.8年扩大到了10.7年 。 以上概念，可以这样简单理解： 预期寿命，是这辈子一共能活多少年； 健康预期寿命，是其中能健健康康、自己照顾自己的年数； 两者一相减，剩下的，就是被疾病和伤残拖住的不健康年头。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我们能活得更久，但生命中受疾病和伤残困扰的时间也变长了。并且， 这部分时间在生命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应上升了 ，从1990年的13.6%增加到了2023年的14.5%。 “不健康地活着的时间”，从8.8年扩大到了10.7年丨AI制图 早在198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詹姆斯·弗里斯（James Fries）就提出了 “疾病负担压缩”（compression of morbidity）假说 [3]。他认为，通过预防措施和促进健康的手段，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照护的时间尽可能往后推，如果推迟的幅度能够超过寿命延长的幅度，那么人们一生中受到疾病和失能影响的时间就有可能缩短。如此一来，我们既能活得更久，又能少受病痛的折磨。 然而此后的研究发现，这个看似美好的愿景并未成为普遍现实。 2012年，一项发表于《柳叶刀》[4]（The Lancet）的研究分析了1990～2010年的全球数据，发现预期寿命每增加一年，健康预期寿命只会增加大约10个月。换句话说，在多活的12个月里，只有10个月是健康的。 “疾病负担压缩”假说没能成为普遍现实丨图虫创意 这种差距，一部分恰恰源于医学的进步。 过去那些可能迅速夺走人们生命的疾病，如今很多都能被抢救回来或得到长期控制。例如，卒中（中风）患者可能会存活下来，却仍需长期面对偏瘫、行动不便等后遗症；一些慢性病患者的死亡风险虽然降低，但疾病对行动能力和日常生活的影响却可能持续存在。 还有许多通常不会直接致命、却让人长期受苦的健康问题。 这项新研究发现，肌肉骨骼疾病、精神障碍、感觉器官疾病（比如眼睛、耳朵的问题）、跌倒等意外伤害，以及其他非传染性疾病，合计贡献了全球57.4%的不健康生命年。 其中，腰背痛、抑郁和焦虑、年龄相关听力损失等都是突出的健康问题。 这些看似非致命的疾病，其危害往往也会被低估。 而且，这些健康损失并不是等到老年才突然出现，它们会贯穿整个生命历程。 那些成年时期反复发作的疼痛，没能得到充分治疗的精神障碍，以及长期积累的代谢风险，都有可能影响我们晚年的生活。 女性更长寿，却承受着更多疾病和伤残 这项研究还发现，不健康的时间变长是男女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女性的负担明显更大。 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男性的寿命与健康寿命差距为9.3年，而女性则达到了12.1年。这一差距占男性预期寿命的13.0%，却占据了女性预期寿命的15.9%。 而且无论社会发展水平高低，女性都承担着更多不健康的生命年。 女性通常更长寿，却承受着更多疾病和伤残负担，这种现象被称为“ 男女健康与生存悖论 ”（male-female health-survival paradox）。 无论社会发展水平高低，女性都承担着更多不健康的生命年丨Pixabay 中国的研究也揭示了类似的情况。在一项2025年发表于《柳叶刀·公共卫生》的研究[5]中，北京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分析了一万余名中国老年人的长期追踪资料，发现在65岁时，我国女性平均剩余寿命约为18.2年，男性约为15.5年；但女性能无须他人协助、独立生活的剩余年数仅为10.4年，而男性约